近代山东移民与武术的传播

对“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与武术的传播问题进行了史学考证，从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山东武术传到东北的方式以及“闯关东”对武术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是武术由山东传到东北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包括个人传播和群体传播两种形式，群体传播的方式有武馆（所、场）传播、镖局传播、义和团运动传播。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山东移民“闯关东”推动了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加快了武术在东北地区的创新。
　　关键词：“闯关东”；山东移民；武术；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移民是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之一，正是人类的迁移行为促进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闯关东”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有效地促进了先进的齐鲁文化在关东大地的传播。山东武术通过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发展到近代已具备了独特的风格体系并形成为齐鲁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近代以来，2000多万山东移民持续不断“闯关东”的迁移活动，必定会促进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因此，对近代山东移民与武术的传播进行研究，可以理清东北地区武术的历史流源问题。澄清山东移民“闯关东”对武术文化传播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文化传播学理论学说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1 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期间武术的传播方式
　　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总结经验，创造文化并使之传承。文化传播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社区之间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存在于一切人类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过程当中。文化通过迁移扩散的形式，促进了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为文化的广泛接触开辟了渠道。正是经过这种接触，人们对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界定，在与本地区文化的经验世界、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整合的基础上，促使文化实现突变以及生成新的文化因素，这种使外来文化产生增殖现象，成为促进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文化共享性、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是保证文化传播顺利进行的四个基本条件。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只有文化的价值得到具有不同经验和价值观的人们的接受，才能达到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实现文化共享，成为可传播的文化。传播关系是人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社会联系，人们之间只有发生了社会联系，文化传播才有可能进行。传播媒介是联系文化传播关系的手段和工具，而人作为传播关系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文化传播的方式有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是两人或多人之间面对面或凭借简单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是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是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基础。”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人际传播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
　　武术是人们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医学的基础原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提炼而逐步发展、丰富和完善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传播与发展亦符合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由于中华武术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传播者只有通过面对面的言传身教，才有可能使接受者真正理解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内容体系。中华武术在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人际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武术传播中所采用的基本方式。人既是文化的承载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不仅自身承载着山东武术，同时也是将山东武术传播到的东北地区主体，他们在与东北地区原住民的接触中，运用个人传播和群体传播这些具体的人际传播方式，将他们自身拥有的武术文化特质输出，经过接受者的选择吸收后，实现了对山东武术的传播。
　　1.1 个人传播七星螳螂拳创始人山东福山王云生的弟子、大连寺儿沟油坊掌柜孙某在大连传授螳螂拳。之后，“福山肖树斌、烟台王传义、莱阳胡永福等来大连传授七星螳螂拳；烟台纪春庭、福山刘随山等来大连传授梅花螳螂拳……以后发展到沈阳、丹东、营口以至全省。”王传义（曾用名王川一），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芝罘社烟台村人，七星螳螂拳创始人王云生（王永春）之孙。19岁时与师兄杨维新来到大连寺儿沟王云生徒弟某油坊孙掌柜处，将七星螳螂拳传给油坊伙计。后到丹东一个大粮户的亲戚家将该拳术传给了店里的伙计。“之后来到哈尔滨乾丰利火磨房，在那里教了一年多的七星螳螂拳。最后来到海参崴，又教了一年左右的拳才回到烟台。”王传义在东北地区传授七星螳螂拳达3年之久，是东北地区传播七星螳螂拳的重要人物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栖霞人李树峰、孙日胜等相继来大连传授弥祖拳、秘宗拳。胶东周某到安东（丹东）传授秘宗拳。“山东烟台外号‘马啡张’亦来大连传授斩魔紫金拳、斩魔紫金刀、斩魔紫金枪等斩魔紫金的套路，他的弟子有王汉山。”鸳鸯拳清末年间传人沈阳，“由李子明（任城燕尾子李三）和姜麟鲜（字朗山）两师兄共同传授给李锡（喜）奎和焦凤岐。山东人李喜奎传洪占春，洪占春传张万成。”张万成是东北地区鸳鸯拳的主要传播者，其传人有刘福生、裴根、董希昌、刘宝贵、宋宗财等人。该拳种主要流传于辽宁省的沈阳市、本溪市和辽阳市。1939年，徐德亮（山东省富山县徐家村人）来到丹东市传授三皇炮捶，使这一拳种在沈阳市和丹东市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王连城、吴凤鸣（山东掖县人）是“双钩祁”祁树兴的弟子。王连城擅长双刀，继承了祁树兴的馆业（设于哈尔滨市道外北七道街），收徒授拳。吴凤鸣“早年在大连‘老华美鞋店’当工人时，曾拜通背拳名师修剑痴学习通背拳，1940年来到哈尔滨，拜祁树兴门下学习少林唐拳。”祁树兴故去后，在武馆原址从事业余教拳活动。
　　1.2 群体传播
　　1.2.1 武馆（所、场）传播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攫取了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的权利，保证了资本主义廉价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造成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一大批无产者涌入城市谋求生路。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扩张，洋务运动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大批雇佣工人聚集城市的现象，为武馆的建立奠定了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一批“闯关东”的拳师开始在东北地区设馆授艺。
在黑龙江省，曹德坤（山东烟台人）、郝恒禄于1915年在哈尔滨设立“德坤武术馆”，传授太极梅花螳螂拳，主要传人有刘长功、张炳旭。刘恒臣（山东）1921年在哈尔滨设场，传授二郎拳，主要传人有张晋卿。刘岷山（山东文登县人）初到东北时在海参崴设馆教拳，1929年在哈尔滨道外六道街设立“岷山国术馆”，传授太祖拳，主要传人有于寿学、张植彬、刘国富、刘洪仁等。其弟子于寿学艺成后在南岗开设武术馆，在哈尔滨广传太祖拳。刘子源（山东）30年代初来到哈尔滨，1936年迁居佳木斯设馆，传授秘宗拳，其主要传人有姚子良、潘玉湖、孙永章、孙云龙、刁日恒、丁凤林等人。曲寿增（山东省黄县人）10多岁来到营口，拜鸳鸯门名师焦凤岐的弟子丁宝松为师，学习鸳鸯拳。40年代初，从营口来到哈尔滨市，在道外天一街设立了武术馆，开始正式在哈尔滨传授鸳鸯拳。流传在哈尔滨市阿城县的太祖拳是由山东人周长海所传授。1930年，周长海闯关东来到阿城县，为一徐姓富商押运货物。1942年，在阿城县设立武术馆授徒传拳，使这一拳种流传至今。
　　在辽宁省，20世纪初教授武术（国术）的拳房在辽宁的各地开始兴办。当时安东市（丹东）就有20余家拳房，各家拳房争相聘请高水平的武师任教，促进了武术的传播。1937年，石凤坡（山东人）曾在大连寺儿沟设场授徒50余人，传授子午梅花螳螂拳。“王之华（山东省文登县人）于1927年到海参崴开武馆，1930年回大连开武馆，传授秘宗拳。”
　　在吉林省，1920年，在吉林市后渔行附近成立吉林省武术馆，促进了武术在吉林省的传播。原庆春（山东掖县人），少年时代习秘宗拳，伪满时期到吉林市创立“育英武术馆”。后拜师入霍庆云先生门下，学习八极拳。弟子成名的有：高正宜、安天荣、韩俊臣等。山东拳师李广升、螳螂拳师傅英奎在吉林市和延边一代设场教拳。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在自强保种，抵御外辱等民族忧患意识不断觉醒的情况下，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它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武术的传承也因而突破了传统的门户观念的种种限制，在全社会得以广泛的传播，而武馆成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最经济、最有效的形式。
　　1.2.2 镖局传播镖局是由民间的一些习武之人自由组合而成立的保卫机构。在冷兵器时代，镖局的镖师以超强的武艺为商品、物质的运输保驾护航。镖局的创始人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术行家，为了壮大镖局的规模，树立镖局的名声，他们将自己的武技传给了子孙、徒弟。而这些人当中的学有所成者，有许多人开门立户，广收门徒，传授武功，使中国武术得以发扬光大。
　　“闯关东”的一部分拳师在东北地区也开设了许多镖局。吉林省有八极拳师邓怀山、张金江开办的兴泰镖局，长拳拳师杨大胡子及徒弟李根明开办的义胜镖局。在辽宁地区有沈阳的“刘记振远堂镖局”，锦州的“三盛镖局”，营口的“永发”、“得胜”镖局等三十多个镖局。辽宁省的查拳开拓者、回族人刘宝瑞先生在沈阳老北市场开办了沈阳第一家镖局——“刘记振远堂镖局”。“刘宝瑞先生武功造诣深厚，不但精通弹腿查拳，而且精练杨式太极拳、八卦、戳脚翻子、太祖拳、八极拳、形意、燕青、少林等拳种。”在担任镖局的镖师期间，曾在沈阳地区广泛的传授了查拳。他对所有弟子都一视同仁，培养的汉族成名弟子有申金儒、孙玉奎、邢景芳等人，都成为东北地区查拳的传播者。
　　1.2.3 义和团运动传播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是以习练拳术为主的一种民间结社团体，包括义和拳、神拳、大刀会三种组织。“而以‘习拳练艺’为中心内容的义和团武术活动，对后来我国的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逐渐高涨后，义和团的法师和一般成员“闯关东”，来到东北传播义和团运动，同时也使山东地区的武术在东北得到了传播。1900年2月，义和团经海路和陆路迅速传到了营口和锦州。“营口附近居民群起练拳，其中青少年占多数。有人问他们‘练此何意’，他们回答说：‘预备逐杀洋人’。”1900年3月，锦州一带传闻有“神师降世，收童子、少年当徒弟，教以咒语，练拳习刀，日盛一日，濒至青年壮丁，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不久，奉天境内的“锦州、宁远（今兴城县）、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没，联络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执妇孺皆起。”1900年6月，沈阳的义和团运动盛行起来。“为首的是山东拳师刘喜禄，以北关天后官、三皇庙、龙王庙等为据点设立神坛，号召群众学法术、练拳刀，保国灭洋。”当时，有名张老道者，遍行辽东乡邑，教人练拳。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开始在吉林、黑龙江流传起来。“在吉林省长春府的拳民最多。”有义和团法师“流入长春，教人书符篆，练拳仇洋。”在黑龙江，1900年6月，在义和团首领张拳师的宣传和组织下，开始设坛练拳。虽然东北的义和团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涉及到东北地区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劳苦大众阶层的积极参与，为武术传播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义和团运动使山东境内传练的武术在东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梅花、拳、大红拳、小红拳、神拳、硬气功、大枪、长矛、大刀等拳种和器械。
　　另外，帅府卫队对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国初年，在张锡銮统治时，帅府卫队聘请鸳鸯拳拳师洪占春等做武术教官。张作霖统治时期，又从山东请来了八卦拳名师宫宝田等拳师在军中任教。一些拳师在军中教拳之余也在社会上收徒传拳，对山东武术在辽宁地区的传播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2 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对山东武术传播的影响
　　移民的迁移行为流动性较强，提高了文化扩散的速度，促进了文化的流动。大规模的移民在与原住民的接触与交往的过程中，使移民文化在迁入地不断的得到累积，为移民文化的发展储存能量。移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土著文化的整合，经过价值判断，使移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殖，为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山东移民“闯关东”为山东武术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山东武术文化在东北地区扩散也并非完全是在空间上整体的移位，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要经过价值选择，使武术文化在东北地区不断累积并发生增殖现象，从而促进了山东武术在东北的发展与创新。
2.1 推动了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近代山东人民所形成的“闯关东”的巨大移民潮，不仅将先进的齐鲁农耕文化带到了东北这片荒芜之地，而且也将山东优秀的武术文化传播到了白山黑水。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产生文化积累，一定文化积累的速度与文化发展的速度成正比，虽然这并不是文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它却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传统武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多种传播方式，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是民间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而师徒传承作为一种‘类血缘’的传承方式，又可以认为是一种扩大化的家族传承，由于武术作为非物质的、无形的文化，其传承方式必须是口传身授，而且这种传承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保障技艺的整体传承。”“师徒传承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使武术技击技术变纯、变精，保持了武术内容的全面与丰富；而且更加注重传播效果，对被传播者的武技和武德非常重视。”然而，这种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依存的模式和一条链式的前后运动的传播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它不利于各种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交流，使武术的传播局限在较小的范围。而身处东北的传播者们远离是非，摒弃了门户和宗派的成见，思想没有任何负担，专心于各拳种的传播。一批“闯关东”的武术名家在东北地区纷纷开设拳场，建立武术传习所和武馆，推动了武术的广泛传播和蓬勃发展。
　　文化的迁移扩散是文化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的，特别是当迁移的路线比较长或越过诸如沙漠或海洋等空间时，就更加突出。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都是通过移民的迁移活动而不断向外扩散的。“一种新事物或一种新思想的传播有时间上的渐增特征，即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接受它的人数增长得比较慢。随后，就会有一个相对速度较快的阶段，即接受它的人数迅速增加。”“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将武术传播到东北后，经过一定时间的文化积累，使武术文化在关东地区不断得到孕育，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武术，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习武练艺的活动当中，促使武术在东北地区蓬勃的发展起来。
　　2.2 加快了武术的创新“文化传播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延伸，他赋予文化价值创造普遍的人类化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接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依据其经验、理解能力和价值观念可以重构出所接触文化的许多新的意义，从而产生文化增值现象。文化增值是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实现文化发展和创新的不竭动力。“传播既给文化带来相同或相似性，也给文化带来碰撞的机会，从而为创造新的文化，为文化的新的发展提供动力和生机。”武术传播到东北地区后，因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变迁，所以它的一些文化组成要素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呈现出文化调试的现象。“武术的文化调适，我们可以理解为武术根据自己在不同时代所处环境进行调整的过程，包括获得某些属性、功能、特征等，以使武术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以满足社会需要。”武术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墨守成规，在秉承了传人拳种和流派的基础上与东北的地域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武术拳种。
　　流传于山东德州、青州一带的秘宗拳于1905年后由山东栖霞人李树峰、孙日胜等人传到大连和安东。30年代初，刘子园在哈尔滨市设馆传授秘宗拳，其徒弟孙永章、姚子良、潘玉湖等人后来继续在佳木斯市设场教拳。“贺春林对秘宗拳的功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整理，突出其东北拳风并有别于陆续问世的其它秘宗拳流派。”被移民传播到东北地区的秘宗拳，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拳法风格和技击体系，被称为“东北秘宗拳”。在我国回族当中广泛流传的萌发于山东的查拳，由曾经师从山东人王镖师等名师的刘宝瑞先生传到沈阳。刘宝瑞刻苦好学，遍访天下名师，精通多种拳术。他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在领悟查拳要诀的基础上，将各种拳术的精要融汇贯通于查拳之中，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沈阳查拳”，对丰富东北地区武术拳种的种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3 结束语
　　移民是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对扩大文化传播的空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著名地理学家哈盖斯特朗认为迁移扩散扩大了文化横向传播的范围，有利于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以个人传播和群体传播的人际传播方式将山东武术传播到了东北地区，这是东北地区武术的主要来源之一。山东武术由“闯关东”的山东移民传到东北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东北的地域文化逐步融合，形成了一些独具东北特色的新拳种。“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通过迁移扩散的形式和人际传播的方式使山东武术在东北地区得以传播、发展和创新，拓展了山东武术文化发展的空间，为文化传播学理论之一即移民是文化传播中重要载体和传播者提供了一个例证。
　　本文依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指出了“闯关东”的近代山东移民是武术由山东传到东北的重要途径之一；阐述了近代山东移民“闯关东”对山东武术传播的影响。
　　而关于当今社会应如何发挥移民对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播问题并没有进行研究，这将是今后研究工作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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